2022-12-290次浏览来源：网络
（葛兆光：给大学生常识，给硕士生方法，给博士生视野）
“给大学生常识，给硕士生方法，给博士生视野”是葛兆光教授对大学人文学科教学的看法，也是“葛兆光讲义系列”的讲授初衷。此系列收录葛先生多年讲授的多门课程的若干讲义：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《中国经典十种》和《宋代文学十讲》，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《古代中国文化讲义》和《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》，针对硕士生的《学术史讲义：给硕士生的七堂课》，以及针对博士生的《亚洲史的研究方法：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》。这些讲义均历多年增补和删订，内容丰富而具启发性。
系列的第一批四种讲义于近日出版。葛先生专为“讲义系列”写了总的说明，及四书的序言或后记。本版摘录于此，有删节。
《葛兆光讲义系列》（四种）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
讲课要“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
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，曾经有个说法，“给大学生常识；给硕士生方法；给博士生视野”，很多朋友引用过，觉得我讲得有那么一点儿道理。不过，说归说，做归做，真正能够按照这种方式上好课，却没那么容易。
我在不同的大学讲了三四十年的课，也换着各种主题讲过很多门课，也曾尽力通过讲课实践这种理想，所以，准备课程和撰写讲义，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时间。不过，也因此从讲义到著作，出版了不少论著，包括我的《中国思想史》两卷本和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》三卷本，其实原本都是讲义。尽管钱锺书先生曾经在《围城》里很讽刺这种拿“讲义当著作”又拿“著作当讲义”的车轮战法，可能那是因为他不必总在大学讲课的缘故。
我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讲义撰写模式。为了准备讲课，我常常用纸笔先写详细的大纲，然后在这些大纲上，贴满各种抄录了史料或心得的签纸；在讲述一两轮之后，便把这些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纸本，转录成电脑格式的文本，接着再把它打印出来，在天头地脚左边右边批注种种文字，并且继续贴满修补的签纸。这样经过三五轮增补和删订后，就成为最终的讲义，而我在完成了最终讲义之后，也就不再讲这门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已经完成，自己也已经没有新鲜感了，这就仿佛《世说新语》里说的王子猷雪夜访问戴逵，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其实，好的讲课人自己讲述也是要“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的，那种凭一本讲义照本宣科讲几十年的事儿，我还真做不来。
讲义和著作毕竟不同。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见，而讲义最重要的不仅要明白，还要有知识。这个“葛兆光讲义系列”，收录了我多年讲课讲义的最终修订稿。除了已经丢失的《中国史学史讲稿》，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》（三册）之外，这个系列大概应该包括以下若干种讲义，即针对大学通识课程的《中国经典十种》和《宋代文学十讲》，针对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《古代中国文化讲义》和《古代中国艺术的文化史》，针对硕士生的《学术史讲义:给硕士生的七堂课》，以及针对博士生的《亚洲史的研究方法: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》。
以上这些讲义，正在陆续整理出版中，如果还有余力，那么这个系列中也许还应该有一本给博士生的《亚洲中古宗教、思想与文化的交流》。
始于胡适曾任职的图书馆
《亚洲史的研究方法：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》是我近十几年在复旦大学讲“亚洲史的研究方法”这门课的讲义。
之所以要讲这门课，是因为2010年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设立了“亚洲宗教、艺术与历史研究”博士招生方向，必须要有一门和“亚洲史”有关的基础课程。可是亚洲那么大，没有谁能包揽，没有谁愿意承揽这个活儿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来，于是开始准备讲义。
讲义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，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时开始草拟的。胡适曾经任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（GestLibrary），就在东亚系的JonesHall隔壁FristCampusCenter的楼上。我真应该感谢这个图书馆！它收藏的东亚文献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，收藏的东亚论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。至今还记得，我当时在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里，摊开稿本开始撰写课程大纲，想到什么就用笔在纸上写下来，看到什么也用贴纸记下来贴在大纲上。就这样，两个月里，渐渐积累了一大沓稿纸和五花八门的资料。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
五月中回到上海，就开始把大纲和资料，另外手写，重新修改成讲稿，那时的讲稿很粗略，只是作为讲课时的提示性内容。我历来讲课，都是一边讲一边完善。这一年的九月开学，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第一次讲这门课，当时的自我感觉，好像还颇像模像样。于是此后十一年里，陆陆续续讲了八九次，讲了再改，改了又讲。在十几年里，这份讲义渐渐地从手写的大纲和抄录的贴纸，变成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的讲义，打印的讲义天头地脚上，陆陆续续又写满了新的内容，旁边又贴上了好多写满字的贴纸，然后，再一次重新录入打印。周而复始，到了2021年，终于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经过近十轮讲述，2021年的秋冬学期，我最后一次上这门课，手中的讲义也渐渐成形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多年来我的习惯是，一旦讲义完成并交付出版，这门课便不会再讲了，既是自信它已经完成使命，也是因为害怕再照本宣科让听众笑话。可是，也许是因为这门课完全是一个尝试罢，这回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儿不自信，我总是在想，课虽然讲完了，但不知道这门课的目的，是不是真的达到。
不能不多讲一些“有用”的课
《学术史讲义：给硕士生的七堂课》是我近二十年来给硕士研究生开“中国学术史专题”课程的讲稿，这门课在清华大学讲过，也在复旦大学讲过，原意是想给刚刚进入研究之门的硕士生们一点儿有关学术史的常识，从学术史里学到做学问的方法。我一直觉得，从学习常识的大学生，变成创造新知的硕士生，是一个大转折，之所以叫“研究生”，就是说要开始自己独特的研究，而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，就得对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里前人的研究状况，多少有一点儿了解，而前人的研究状况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学术史”。
不过，“学术”的内容太广，“学术史”的范围太大，我知识有限，只是讲了很小的一部分，也只是在我熟悉的思想史领域。所以严格地说，这本书的书名应当叫“古代中国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研究的学术史”。但是，作为出版物，书名不宜太冗长太缠绕，所以不避疑义，干脆就叫“学术史讲义”，为了说得明白，又在下面加了一个副标题叫“给硕士生的七堂课”。
我本来也没想出版，但听过这门课的学生，特别是同在文史研究院任教的张佳博士却很鼓励我出版。为什么？他说“这门课很有用”。“有用”这个词在如今大学人文学科里，多少有一些不合时宜。现在的大学人文学科，有人常常标榜“无用之为大用”。有时候说得兴起，甚至把坐在虚空云端里讲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头，以及类似“安慰剂”一样的心灵鸡汤，也当作人文学科祛除自卑、傲视众生的本领。所以，他们不免对工具性的“有用”嗤之以鼻，以至于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“游谈无根”和“放言高论”的路向。
曾经读到宋人引用米芾（1051—1107）论书法的一段话，这个大书法家说，前人讲书法，常常是“征引迂远，比况奇巧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，是何等语？或遣词求工，去法愈远”。他觉得，这对学习书法的人毫无意义。他倒是要讲实在的方法，“故吾所论，要在入人，不为溢辞”。这里的“入人”二字，相当有深意，就是你讲的道理和方法，要让人能真的进入书法之门。我很赞同这个说法，当老师的，不能不多讲一些“有用”的课，让硕士研究生从一开始，就学一些基本知识和有用方法，免得将来成为徒有屠龙技却无所施展的空头学者。
那么，什么是有用的？我曾经说过，人文学科应该“给大学生常识，给硕士生方法，给博士生视野”。这门课是给硕士生开设的，我曾经强调这是给硕士一年级学生开设的，所以，格外注重入门的“途径”和“方法”。正如我在《开场白》里所说的，从大的来说，就是通过学术史了解你从事的这个领域或者这个主题，“现代学术”是怎样从“传统学术”中转型而来的，了解这一领域的“学术转型”之背景是什么，这一领域的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向、理论和方法如何，未来学术发展的可能方向是什么；从小的来说，就是通过学术史，看看各领域里前人做了什么，他们怎么做的，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，谁的研究是典范，还有什么地方什么课题可以做。
古代中国有一个人所皆知的故事，就是点石成金。当老师的，是给研究生现成的金子让他花，还是给他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指头？我觉得后者更重要。古人曾说“鸳鸯绣出从教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”，可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，却偏偏强调要“金针度人”。老话说，“授人以鱼，何如授人以渔”，我想，我这门课不敢说是“金针度人”，但至少我有“授人以渔”的愿望。
从樱花到跳跃的紫阳花
这本《古代中国文化讲义》出版于十五年以前。趁着今年（指2020年）在日本访问，遭遇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不得不困守东京的时机，重新对此书进行大规模的增补修订。
这次增补修订，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。第一，新增加了《开场白》和第一讲《汉字形塑了“中国”？》，在各讲中，也增补了若干节内容，使得全书的讲述更加完整。第二，给每一讲增加了“阅读文献”，选录数则古代有关文献，目的是让读者在听我讲的同时，也阅读一些关键文本，直接体会古代中国文化的各种传统论说；同时，也适当调整或补充了“参考论著”，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著作，供一些有心深入研究的读者参考。第三，重新全面修订了文本，至少改正、调整和补充了上千处文句，也许，经过这番修订，全书的表达会更加流畅和准确。第四，把过去的插图重新做了调换，补充了近百幅图片，也许这更能呈现所谓“左图右文”的讲义性质。
回头翻看工作日志，发现这次增补修订，竟然从四月一直到七月，延续了三个月。在这三个月中，东京如云如雾般的樱花谢了，接着是姹紫嫣红的杜鹃，杜鹃花之后，到处是玲珑跳跃的紫阳花，等到修订完毕的七月中，则看到满池塘的荷花争相开放。面对如画般的美好风景，你想象不到这场疫情，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搅乱生活和工作，以至于我在东京大学的计划完全停顿。在这三个月中，唯一还能自我安慰的，就是终于定下心来，把这本讲义从容修订完毕。
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终受欢迎
细心的读者如果看《中国经典十种（修订版）》这本书附录的几篇序言，就知道这部书原本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时，给大学生讲“通识课程”时写的讲义。这部讲义在1993年出了第一版（香港中华书局），2002年经过修订，又出了第二版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），2008年经过再次修订补充之后，出版了第三版（北京中华书局）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版，这次收入商务印书馆的“葛兆光讲义系列”时，我又做了一点儿修订补充，主要是增加一些新资料和新发现。在每篇之后，增补了“文献选读”，而在“参考书目”中，也增加了一些新近出版可资参阅的著作。
一部面对大学生（尤其是非文科的大学生）的，应该说是通俗浅近的讲义，居然能在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终受读者欢迎，这让我很吃惊。前不久还有一位读者特意给我来信，说这本讲义很“有用”，仅仅是“有用”这两个字，就让我很欣慰了。它还“有用”，就说明如今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，还需要对传统中国经典的阅读，也还需要对“什么才是中国经典”这个问题的解释，也还需要对“正确理解传统经典意义”的引导。
关于这些问题，我想，我在2008年版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，这里就不再重复，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，看一看那篇序言。
栏目主编：顾学文文字编辑：顾学文
来源：作者：葛兆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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